深圳翻译公司：孔亚雷赵德明1995年秋，赵德明（左）与略萨在西班牙。受访者供图孔亚雷译作孔亚雷小说作品孔亚雷小说作品赵德明译作本报记者

　　江丹

　　对中国的一些文学翻译者而言，翻译并不是他们的主业，他们的正式工作可能是教师，可能是作家，也可能是其他。业余时间做翻译，大多是出于爱好，或者是接受一种“安排”，众所周知，翻译的稿酬并不理想，对这些精英知识分子而言，并不足以养家糊口。他们享受这个翻译的过程，尽管艰难，但终会抵达心中的目的地。

　　译者的长征

　　一本外国作品译作最终上架中国图书市场，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译者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出版社的编辑了解一本外国作品的存在，并对它的价值加以判断。获得出版社的批准后，编辑便去联系这本书的作者、出版社或者相关经纪人，购买到它的版权，签订合同，获得样书，然后寻找合适的译者。译者接受任务，开始动笔。

　　“《金雀花王朝》50万字左右，我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当然会有人比我快，也有人比我慢。”陆大鹏说。

　　对孔亚雷来说，一部作品理想的翻译时间也是一年左右，这样的话，工作节奏会比较从容，可以慢慢打造琢(，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一句话一句话地翻译。

　　在范晔看来，翻译一部文学作品的过程已经超出了“一份翻译工作”的概念，作者和作品不可避免地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作为译者，日夜揣摩一本书中的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乃至每一处标点，阅读作者的传记、研究者的成果，在相隔万里的城市寻访作者走过的地方，他幼时的故园、后来的中学和大学、结婚的教堂、旅居海外时的公寓……

　　在2011年12月12日刊发在《外国文艺》上的《翻译：我读了老年进修班》中，当时72岁的赵德明讲述了自己翻译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这部巨著的经历。接受翻译任务之后，赵德明先把1125页的西班牙语原著看了一遍，感觉那是一部用西文写就的《清明上河图》，“特点是篇幅长、场面大、人物多，涉及历史、哲学、数学、海洋生物学、社会犯罪等方面”。这里面，主要人物就有二三十位，身份职业包括教授、作家、政府官员、军警、商人等。这让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赵德明感觉到有些“麻烦”，《德汉词典》、《法汉词典》、《全息英汉词典》、《意汉词典》、《新西汉词典》、《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等工具书须臾不离手，还常常使用互联网搜索，为了解决原著大量的美洲方言问题，他托友人专门购置了原版的《美洲方言用语辞典》。

　　原著中还涉及一些社会深层次的问题。赵德明举了一个暴力问题的例子。作者在书中提出质问：为什么欧洲教授对暴力持冷漠态度，为什么智利教授对暴力不得不采取容忍态度，为什么墨西哥警方对连环杀人案要么不作为、要么办案不力……这些在工具书里找不到答案，赵德明为此又补习了人类文化学和生态学的书籍。

　　“翻译《2666》的过程如同长征，要一步一步向前走，消耗体力，(炼意志。尤其是翻译到500多页的时候，很有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的感觉。”赵德明在文章里如是说。但他不是西西弗斯，不是小伙子，而是老头子，“只能笨鸟先飞就是了：早起一点而已。起床后，打开电脑，看原文，查词典，从此意到整句、整段的意思，逐一分析和思考，想出来恰当的中文，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进去。日积月累，经过8个月的努力，完成了近70万字的初稿。又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修改和润色，最终交稿，自我感觉尚可。”

　　赵德明为这次翻译、学习的过程起了一个名字：“老年博士后进修班”。在翻译书稿的10个月中，他除了经受(炼，还跟随原作者神游了一趟欧洲和美洲，既为作者面对苦难的沉重感而沉重，也为作者的知识渊博而折服。

　　业余翻译家

　　在采访过程中，赵德明纠正了一个说法，即似乎他一生都在做翻译。“其实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我在北京大学、后来在青岛大学外语学院教西班牙语和拉美文学。教学和研究才是我的正业和专业。”赵德明说。为了加以证明，他随后还列举了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乏大部头专著，如《拉丁美洲文学史》、《二十世纪拉丁美洲小说》、《西班牙文化研究》等，莫言、阎连科听他讲过拉美文学。

　　范晔如今也在高校执教，他说，像他一样的许多高校中的译者多是出于兴趣而为之，对他们来说，文学翻译既无关教学工作量，也基本不算科研成果。

　　“有同行半开玩笑地说，如今鼓励年轻人做文学翻译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确实，就当前的环境而言，仅做文学翻译恐难以养家糊口。固然求仁得仁，文学翻译的译者本不是为名利而来，但有价值的译文配得上一份有尊严的酬劳。我又想起学者缪哲的话，求千里马，喂耗子料，岂可得乎。”范晔说。

　　孔亚雷其实也不是专职翻译者，他的专业是写小说。孔亚雷说，讽刺的是，迄今，他已经翻译了5部外国作品，自己写作的小说才出版了两部。某种意义上说，对正在写小说的孔亚雷来说，翻译是一种精读训练。而且村上春树、纪德、鲁迅等著名作家，其实也都是很好的翻译家。孔亚雷比较过写小说和翻译小说的不同，前者是创造一个世界，更为艰难和辛苦，后者是做一名虔诚的牧师，将原作传达给读者，过程平静而充满快乐，更加幸福。

　　陆大鹏虽然在出版社工作，但他做翻译纯粹出于兴趣和爱好。似乎也正因如此，陆大鹏在翻译作品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我想翻译的书，就是我自己想读的那一种书：水平高、文笔好、脉络清楚，不故弄玄虚。”陆大鹏说。他喜欢的是文笔好的叙述史，不喜欢现在比较流行的各种后现代理论、碎片化的叙事作品。此外对于自己不懂的作品，也肯定不会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其实，陆大鹏毕业于南京大学英美文学专业，最初选择专业也是因为从小就喜欢。至今，他都怀念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小图书馆，它在地下室里，墙角有嗡嗡作响的抽湿机。“其中一个房间，堆放的是没有贴标签所以无法通过电子系统检索的书，其中不少架子蒙了厚厚的尘土，那是我最喜欢的房间，常一个人在里面待几个小时，仿佛在勘探地质、搜寻矿脉。”陆大鹏说。

　　这种充满自我意味的自由选择有着鲜明的时代门槛，对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赵德明来说，学习外语、研究外语、翻译外语则是一种“安排”和“被安排”的结果，。中学毕业后，他被保送到大学，听从组织的安排，学习法语。在这之前，他喜欢刑侦，想当大侦探。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第二年与中国建交。他又听从组织的话转学西班牙语，并接受组织的安排留学智利。他将自己进入翻译界称为“误打误撞”，除了第一部长篇小说《马丁里瓦斯》是自己翻译后主动向出版社投稿外，其余作品都是出版社约稿，这成为另一种“安排”和“被安排”。上个世纪70年代，赵德明将秘鲁、西班牙双重国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译成中文介绍给中文读者。2010年，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位幕后的翻译者。

　　“从小赵到老赵，已经76年了，比新中国大十岁。如果今年我二十岁，我想去南海当兵。”76岁的赵德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