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4日晚上，曾经说过“一生只做一件喜欢的工作”的翻译家草婴先生走了。这件喜欢的工作，就是俄罗斯文学翻译。他曾以一己之力将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作品译介到中国，被人们称为“翻译史上的壮举”。
然而，这样一位了不起的翻译家，在“文革”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却过着清苦的日子。由于没有“行政级别”，他生了病只能去街道小医院诊治，最后，由当时上海市的领导过问，才算解决了医疗待遇问题。翻译收入也很微薄，据草婴夫人盛天民透露，草婴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尽管印了好几百万册，但他拿到的稿费只抵一张女儿飞往美国的机票钱。
待遇低下不是出现在草婴先生身上的个别现象，而是文学翻译界的普遍问题。事实上，在翻译稿费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让人难堪的悖论，在“文革”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相对当时的物价水平，翻译稿费的标准还是颇高的，一些文学翻译家虽然会遭遇政治上的坎坷，但如果译作能发表的话，大抵还是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比如，罗稷南、傅雷、满涛等著名翻译家都不拿国家工资，不定行政级别，也不占用编制，在“文革”前全凭翻译稿费生活。
然而，“文革”结束之后，全社会的物价、薪酬水平都猛涨两三个数量级，相反翻译稿费却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翻译稿费标准雷打不动。目前出版社的通行标准是千字稿费50元至70元，千字百元往往是小语种翻译家或翻译村上春树的林少华这样的“明星翻译家”才能享受的待遇，要知道1950年代的翻译稿费标准就在千字10元上下了。
目前，一本数十万字的书，历经数年译出，稿费不过两三万元，扣除个人所得税，月收入也只有一千多元，付出与回报完全不成比例。如此低下的稿费标准，年轻人自然望而却步，即便偶尔出于兴趣从事文学翻译，时间一久，也难以坚持下去，转而选择更有“钱途”的商务翻译。
正因如此，才会有不少翻译界人士不断呼吁大力提高译文稿酬，设立翻译奖项，同时降低针对译作的个人所得税稿费的800元起征点，以便鼓励更多的青年人才投身文学翻译，为翻译事业续上血脉。草婴本人也曾公开建议出版社对翻译家实行版税制，然而几乎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唯一的例外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托尔斯泰小说全集》出版时，该社负责人决定付给草婴10％的版税。
其实，某种程度上，草婴可谓是幸运的。与他相比，还有不少翻译家，就如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所说，“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做着“无名的牺牲”。2014年去世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臧仲伦，花费数十年时间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然而，在他去世之后，却并没有得到与他的付出和成就相匹配的纪念，就连他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都没有在同一个出版社出齐，而是分散在多个出版社，想要集齐都颇为困难。目前健在的老一辈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如王智量、娄自良、徐振亚等，都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他们翻译的作品，除了专业圈子，几乎得不到媒体的关注，也就乏人了解。
《门槛》中的“圣人”曾经宣布：“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惜。我也不要名声。”这是高尚而令人肃然生敬的情怀。然而，我们不能要求翻译家们都成为这样的“圣人”。他们精心翻译的作品，应该得到更多的欣赏与支持，他们所付出的努力、所遭遇的问题，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与帮助。这才是一个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所应该具备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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