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经济学家和金融分析师认为“货币战争”仅仅是指各个国家有时为帮助刺激国内经济而采取的竞争性贬值，就像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

但是这次，货币战争是一种围绕美元非比寻常历史地位而进行的不同议程间更加深刻的对立。美元非比寻常的历史地位基于美联储的意志，基于美国“完全的信任和信誉”成为了全球中央银行和国际贸易的储备货币。

当一个国家开始运用这样的“过度特权”来为裙带资本主义银行系统投机过度的行为进行承保时，更重要的是，当某个国家使用特权来作为支持其国际政策的工具时，那么世界上其它国家会开始抵抗这个特权，这一点也不奇怪。

一种货币必须保持政策中立，不能因任何一方的利益考虑这种货币是否是真正的交易媒介。你敢说美元的管理运作做到这一点了吗，尤其是自1990年以来？

就像格林斯潘曾经指出过的那样，遗憾的是在他任职美联储主席时，这一观点很少被人注意到。格林斯潘认为，如果美元特权在货币政策的管理下去仿效黄金，那么美元就会被理解为是公平的，并且会超越某个国家特定的国内事宜，超越某个国家的国际政策偏见。而现状是，这个国家实际上正在利用着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这是一种奇怪的状况，所有的央行家——虽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倡导去返回到金本位制——但他们却在努力的去复制金本位制会带来的各种利率政策。你是否会把这(复制金本位带来的利率政策)称之为管理，或是央行在稳定经济时的基本职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为更好的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例如，假设历史突然改变，俄罗斯卢布被确立为世界的基准货币。卢布被所有的国家使用，作为石油付款的方式，作为国际贸易结算的方式，即便俄罗斯并没卷入贸易。因此，每个国家被迫在其国际储备中持有大量卢布。

如果俄罗斯央行开始把卢比当作其国际政策的工具，把卢布当作其帝国权力要求的延展，那么人们会怎么反应？要是俄罗斯自身腐败的金融系统带来了泡沫，但俄罗斯却开始发行更多的卢布来为国内的泡沫承保，来救助国内的银行和寡头政治者，那么这又会怎么样？

让我们暂时严肃起来，以“别人”的观点来考虑问题。如果拥有巨大世界储备货币权力的国家给我们展示了一撮领导人候选人，并且这撮领导人候选人与美国总统选举现在所推选的候选人别无二致，那么这会怎样？我认为在总统选举辩论中这些候选人抛出的一些说辞会让我们从头冷到脚。谁敢相信这些候选人会做出善良无私而明智的判断以为世界其它国家做出正义之举，即便这些正义之举于给他们带来数百万选举资金的特权利益并无好处？

如果你的政府悄无声息的执行着这种滥用式的货币系统，你会感到满意吗？当货币供应扩大，并且货币被直接输送到少数几个银行家手中时，这难道不是一种未经代表的税收缴纳吗？

盎格鲁血统的美国建立了一个金融系统，针对他们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储备货币的方式毫不妥协的要求世界其它地方承认其合法性问题。这种毫不妥协已经引燃了一场货币战争。对几乎任何人来说这场货币战争都逐渐变得越来越明显，除了那些被隔绝在帝国中心象牙塔内的人。这些人也许认为哪怕仅仅是承认货币战争的存在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如果承认货币战争存在的话，他们肯定会被迫去对货币战争发表观点。

这是一个“大事件”，并且正变得格外显著，因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表现得好像货币战争根本没有发生一样，或者是货币战争没有因任何成其为货币战争的原因而发生一样。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把货币战争看作对他们权力的一个挑战，他们会做出绝不退让的反应，甚至用武力来应付这场战争。

我认为历史学家们将会从亚洲货币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的卢布坠落中寻觅到货币战争的开端，而货币战争的根源是尼克松在1971年关闭了黄金窗口。但下面的文章表明，中国以及少数几个精明的西方观察家把2015年3月标记为货币战争开始变得明显的时间。

但不管货币战争开始的日期是何时，对国际货币政权的争端都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货币战的基础。这个货币战争寻求去重塑国际贸易和金融的条款条件。

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权势人物因为现在的货币体系能给他们少数几个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因而反抗任何改变。就像过去多次出现过的战争一样，这少数几个获取利益的人无论如何也不包括他们自己国家90%的底层民众。

许多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都在忽略或者说是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当他们最终醒悟过来时，他们很可能会忙着想方设法来证明这一切的合理性，或者是忙着来否认这一切是一个问题，来‘证明’这一切并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他们中几乎无人承认这一切带来的在经济滞涨和人类苦难方面的代价。一切皆好。

最近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被翻译为英语，刊录在了北京的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报上。下面是这篇文章的摘录：

美国是否已失去其作为全球经济系统承保人的角色？

威廉姆-米德勒库普著

最近，英国希望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国的消息让许多人感到震惊。在1999年至2001年担任美国财长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迅速认识到了这些情势发展的重要性，他在华盛顿邮报的社论对页版面写道：“我们可以把2015年3月铭记为美国失去其全球金融系统承保人角色的时刻。中国建立了一个主要的新机构，并且从英国开始，美国并未能劝阻其数十个传统的盟友远离这个组织，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还没有任何事件能与此相提并论。”

英国的决定遭到了美国的强烈批评。金融时报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称：“对一股持续的迎合中国的趋势我们感到警惕，迎合中国不是应付崛起新力量的最佳办法。英国做出这个决定并未与美国进行磋商。”

萨默斯也强烈的批评了美国对新成立亚投行的战略：美国严重的误判了形势，给盟友和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绝对不是亚投行的一部分。很大程度上由于来自于右派(更准确的说是新保守主义)的抵抗，华盛顿在2009年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改革，但却因为右派的反对并没有批准这些改革，美国在这个世界上被孤立了。通过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这一改变能提振世界对全球经济的新兴。更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国家希望能被赋予与它们不断增加经济实力相对应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比例，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能让它们离获得相应投票权的目标更进一步。

随着英国和更多的主要欧洲国家签署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美国经济霸权遭受了重大打击。自二战结束以来，这是美国第一次在一个重要国际机构的建立中未能把住其驾驶控制席的地位。当然，这并不会在一夜间改变世界经济系统，但如果我们向后看5年，10年或是15年的时间，2015年3月可能会是经济历史上的转折点。

另外一个对美国的批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朝着更多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行进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出现了改变。批评家称，美国的盟友‘以更少的条件获得了更多的贷款’。非美国盟友的国家不得不牺牲它们的政治自主来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为获得资金，这些国家还经常向国外公司(通常是美国公司)出售对本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资产。

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对债务缠身的非洲国家被迫去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上交它们的主权感到十分愤怒。这位前总统曾经问道：“是谁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选举为世界上每个国家的财政部的？”现在，中国开诚布公的要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范围内的央行’。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兹(Joseph Stiglitz)也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映的是西方金融社会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对向西方表示友好的军事独裁政权提供的“帮助”也经常招致批评。

这可能会被记为是中国开始在世界经济领导地位上和美国进行公开对立。就像萨默斯指出的，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因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领导还需要再等满5年，直到下一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结构发生改变。(双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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