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一，厘定和甄别《共产党宣言》汉译本的种类，梳理其版本源流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传播、发展的重要前提，“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是思想研究，但是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离开对具体文本写作过程、刊布情形和版本源流等方面所进行的考察和梳理，不能离开对构成文本的各个具体章节所进行的翔实的剖析和解读，因此，版本研究虽然不构成文本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它是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永恒性前提和条件”^[1]。

　　学界《宣言》汉译本厘定现状

　　当前，部分学者们详细梳理了《宣言》汉译本的作者、参考蓝本、出版日期、译作背景等基本情况，形成了不少共识，但在译本的种类、判别的标准以及译本之间的源流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看法。

　　杨金海提出十二种译本说，“从1920年到现在(撰文日期为2011年)，我国大陆出版的《宣言》中文全译本共有12个独立版本。”^[2]这12个译本分别为：1920年8月陈望道译本，1930年3月华岗译本，1938年8月成仿吾、徐冰译本(简称成、徐译本)，1943年陈瘦石译本，1943年博古译本和1948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本(简称莫斯科译本)。新中国成立后有6个译本，分别为1958年8月译本(收入当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1964年9月译本(收入1972年5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1978年译本(收入中共中央党校编《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并于1992年3月出单行本)、1995年6月译本(收入当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2009年12月译本(收入当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1978年11月还出版了成仿吾的新译校本。

　　高放对杨金海的论述进行了补充，提出二十三种译本说^[3]。他补充了11种版本，分别是：东京的两个版本，即1907年留日学生署名蜀魂和1908年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用文言文出版的《宣言》汉译本；北京的一个版本：1953年成仿吾的校译本；莫斯科的一个版本：195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第1卷中的《宣言》译文；香港的3个版本：为纪念1948年《宣言》出版百周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乔冠华校译的版本；1998年4月香港新苗出版社为纪念《宣言》发表150周年而出版的译本；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9月出版的译本；台北的4个版本：1998年4月1日台湾《当代》杂志刊载的译本；2001年7月10日台湾脸谱文化出版社出的唐诺译本；台湾启思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的译本；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管中琪、黄俊龙译本；2005年左涛根据1995年中央编译局译文校译的《宣言》。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黑龙江大学教授黄忠廉^[4]，只是他将民鸣版本作为摘译进行了梳理，其他部分与高放所列基本吻合。

　　王保贤提出十译本说^[5]。他列举10种汉文译本，分别是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本、编译局译本、成仿吾译本、唐诺译本(台湾脸谱文化出版社2001年7月版)、管中琪译本(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初版)。

　　陈家新在梳理了《宣言》的翻译出版情况后，认为建国前《宣言》完整版本主要为7种，分别是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乔冠华译本、莫斯科译本^[6]。

　　虽然全译本的统计存在差异，但从1920年到1949年，建国前6个译本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肯定，他们分别是：

　　不可否认，汉译本在统计中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学者对译本的划分标准不一，且对译本间的关系尚未形成共识。主要问题如下：
 

　　第一，杨金海和王保贤均没有提及东京两种汉译本。那么，这两个汉译本是否存在并得以流传?

　　第二，陈家新与高放均列有乔冠华译本，但其他学者则没有，那么乔冠华在成仿吾、徐冰译本基础上进行校订，且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能否算作一个独立的译本?

　　第三，就中央编译局的译本而言，王保贤把他们统称为编译局译本，而杨金海、高放则单独列举，而且后者认为“中央编译局于1958、1964、1972、1995、2008年先后重新校译的5个译本。这是出版数量最大、影响最大的译本。”[7]那么，中央编译局的译本到底应该如何界定，是应该作为一个译本还是5个译本?

　　第四，较之杨金海、王保贤，高放增加了1954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宣言》译本以及1953年成仿吾的校译本，那么这两个是否应该算独立译本?

　　要澄清以上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判定《宣言》独立译本的主要标准并厘清译本与译本之间的内在关联。

　　概念厘定与判别标准

　　译本概念较为明确，即“翻译成另一种文字的本子”[8]，对于译本的划分，较为简单，笔者赞同王保贤的说法，即由不同译者翻译的同一本书(或文章)，就是这本书的不同译本[9]。

　　关于版本和版次的概念，学界争议较大，不仅在各大词典中说法不一，文献学、版本学的学术书籍也定义各异。辞海中的版本是指“一书经过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多种不同本子，其内涵包括书籍制作的各种特征，如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年代、版次、字体、行款、纸墨、装订、内容的增删修改，以及一书在其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如藏书印记、题识、批校等。”[10]也有词典将版本概括为“同一部书因编辑、传抄、刻板、排版或装订形式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本子。”[11]在版本学中，北京大学姚伯岳在阐明《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的论述后，认为“版本就是一部图书的具体表现形态”。在中共党史视域里，周一平提出中共党史版本学中的“版本”，“是指图书报刊等所有文献存在的内容和形式。所有文献，就是包括印刷型文献和非印刷型文献等各种文献。文献的内容指文献名、文献正文、序、跋、附录等。文献的形式，指文献的文字、制作方式、版式、装帧、文献制作的材料等。任何文献都以一定的版本形式存在，中共党史文献亦如此。”[12]

　　版次则是“版本记录项目之一。用以标明图书版别，以示内容上的重要变更。第一次出版的称‘第一版’或‘初版’。经重大修改后重新排制出版的叫‘第二版’，依次类推。重印时改换开本、版式、装订、封面等，均不作为版次变更，仅记印次。”[13]可以说，版本注重的是书籍形式方面的变化，比如由于印刷方式不同出现手抄本、影印本、缩印本、木刻本等；消费层次不同出现普及本、珍藏本、豪华本等；排版不同出现竖排本、横排本、中英对照本等。就译书的版本而言，译者不同也决定了版本的不同，“一部外文著作的译者不同，也可产生不同的版本”[14]；译者所依据的语种不同也产生新的版本，在译书版本学中“译书包括两种方式：古籍今译和不同语种的翻译。两者都产生新的不同版本”[15]。版次主要强调相同版本的文献因内容修订而发生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由于排版次数不同，出现的初版、再版、第N版(N≥1)等。

　　在厘清概念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在划分《宣言》的汉译本种类时，用“陈望道译本”要比用“陈望道版本”更加合适。因为同一译本由于印刷的形式、年代、字体等不同存在不同的版本、版次。以陈望道译本为例，当前国内发现的17种陈望道版本中，首译本是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翻译者陈望道，原著者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书名为《共党产宣言》，印刷格式为32开，共56页，印刷1000册。之后，该版本以同样的出版社，同样的印刷形式于1920年9月进行再版，书目方面将原书错印的“共党产宣言”改为“共产党宣言”，在最后一页鲜明写着“一千九百二十年九月再版”字样。那么，9月再版的《宣言》属于一个新的版次而非新的译本。这与中央编译局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版次编排类似，1995年对1972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译本进行了重新校订，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为“第二版”；在2012年充分利用了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译和研究成果，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则为“第三版”，所标明的主要是“版次”。可以说，同一出版社，同一著者对同一文献在不同时间段进行校订、修改等主要体现的是版次不同，而非版本，更不是译本。版本主要注重的是形式变化，像陈望道译本于1924年6月改由上海平民社出版，并将“目次”排于封面，在扉页加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半身塑像照，可以说在出版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则可以称为新的版本。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宣言》汉译本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判定能否成为独立译本而非版本。当然，通过厘清译本、版本、版次的概念能够看出，不能因为印刷形式变化、出版社变化就可以称之为新译本。当然，也不能因为作者和出版社没有变化，就不再将其视为新的译本。除了译本的作者、依据的母本语种外，译本的内容变化幅度也是能否成为独立译本的重要衡量标准。因为随着译本的发展，不少后来的译本都会参照前人的译本进行翻译，甚至以修订的形式出现，但随着实践的推移，修订者本人以及当下社会对《宣言》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修订本较之原本发生较大变化，且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的也应该纳入考察范畴。从这个角度来说，译本的作者、依据的母本语种、译文的内容变化幅度这三个因素应该是判断是否成为独立译本的主要标准。以此为标准，《宣言》在建国前共有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本，建国后的成仿吾译本，这个7个译本不存在异议。但是，其他几个译本如何划定还有待进一步甄别。

　　《宣言》汉译本的甄别

　　第一，东京两种汉译本的命运。

　　黄国秋和田伏隆在考证蜀魂的《宣言》汉译本时，肯定了这是我国最早全文的翻译，但也指出“蜀魂翻译的这本《宣言》是否已正式出版倒很难说。因为：第一，至今还没有关于蜀魂翻译的《宣言》和其它几本书已被正式出版的任何线索。第二，据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些老同志回忆，他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所读到的《宣言》汉译本，都是陈望道同志译的。”[16]文章发表时距今已30余年，但仍没有找到蜀魂译本，是否能够找到则需存疑。此外，第二句评价可以看出这一译本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有限的，其研究价值尚待商榷。此外，陈家新也指出，前者并非译自马恩《共产党宣言》原著，而是转译自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的著作，且译著在日本东京出版[17]。因此，从文本学角度而言，虽然这完全可称之为独立译本，且是较早的中译本之一，但没有确切的论据证明该译本确实出版并发行，而且就其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而言，影响较小。

　　对于民鸣译本，高放“曾写信请日本朋友、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专家)帮我查寻日本各图书馆是否收藏有以上两种中译本，承他复信告以均无所获”，并提出“深望热心人继续寻觅”[18]的期望。而金建陵[19]考证最早的《宣言》全译本时，查阅了刊登民鸣翻译广告的《天义报》第16卷至19卷合译本，但只发现了《宣言》第一部分译文。他推测可能由于篇幅较长，本打算分几次刊完，后来因故未能刊载完毕。因此，他认为民鸣翻译的《宣言》中文全译本是存在的，只是尚未寻见，历史地位暂不能完全确立。

　　考察当时日本国内环境以及《天义报》的命运，笔者认为，民鸣版的文言文汉译本可能译出，但难以出版并传播。

　　《天义报》于1907年6月10日在东京创刊，是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流派进行宣传的重要喉舌。1908年初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受到日本政府的注意和镇压。由于中国留日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界利彦等人关系密切，多次请他们来社会主义讲习所讲学，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张继被日警追捕，逃亡巴黎。《天义报》的发起人刘师培为了避免受到注意，1908年3月发行了最后一期春季增刊(为十六至十九期4期合刊)后，4月将《天义报》停刊，改出《衡报》，这也就是“3月下旬该报停刊，没有见到后续第二、三、四章译文，也没有见到此书单行本”[20]的原因。

　　如果民鸣的《宣言》译文能继续刊登，则应该出现在之后的《衡报》上，而事实上《衡报》上并无刊登。《衡报》迫于日本政府对国内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托名“澳门平民社”编辑秘密发行，但也只发行了几个月。6月，日本发生“赤旗事件”[21]。《衡报》第七号(1908年6月28日出版)有《记日本无政府党抵抗警察及入狱事》一文，详细记载了这一事件：“廿二日午后，石川三四郎等同西川派发起山口氏欢迎会，开会锦町锦辉馆。午后二时开会，石川、西川及柏木派界利彦君，各为欢迎之演说。会将散，柏木派大呼‘无政府党万岁’，高唱革命歌，揭赤旗三：一书‘无政府’，一书‘共产’，一书‘革命’，于六时排队出门。时，警察十数人，立于锦辉馆门前，争夺其旗，其状至为暴戾。”“逾二日，无政府党十四名，由神田警察送至市之谷东京监狱，至今尚未裁判。闻其罪名系违反警察法及抗拒官吏云。”事后，荒烟寒村、大杉荣、界利彦等14人遭到逮捕，8月，分别被判处1年6个月至2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10月《衡报》出版至第11号也被日本政府查禁[22]。11月，刘师培、何震等无政府主义者被迫回国，《天义报》《衡报》也就随着东京无政府主义流派的消亡而成为历史，“刘师培等少数在日本的中国无政府头面人物，却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于1908年被明令取缔并遭受严厉打击之后，一蹶不振，甚至被满清政府收买而去”[23]。国内学者章开沅[24]、杨天石[25]除第九、十一号外收藏了当时发行的《衡报》，并没有发现民鸣关于《宣言》其他部分的翻译。

　　而且，就日本国内政治环境而言，从1908年到1910年日本境内政治形势急转而下，“1909年以后，一度热气腾腾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鼓吹活动，在它的最初发源地日本偃旗息鼓了”[26]。1910年5月日本发生大叛逆事件，幸德秋水等人被逮捕，并被处以死刑。此后，日本国内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完全被剥夺了。政府设立“特高警察”，对社会主义加强公开监视和跟踪盯梢，对一切社会主义运动施加疯狂似的镇压[27]。191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期间，《宣言》都是禁书，除了可以引用学术杂志上的部分翻译和段落以外，正式的翻译均被禁止，仅以地下印刷版本和手抄本存在着[28]。可以说，结合当时信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国留学生的命运看，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在当时日本国内政治局势急转而下，且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遭致镇压的背景下民鸣放弃了对后面章节的翻译；另一种可能是其在翻译后以地下手抄本或者印刷本的形式存在，并没有正式出版，也没有流传下来。
 

　　第二，乔冠华修订本史实考辨。

　　乔冠华译本是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为了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以英文版《宣言》为母版，对成仿吾、徐冰根据德文版《宣言》进行校译而形成的新的《宣言》。就当前国内发现的三种乔冠华版本来看，封面写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著”，“成仿吾徐冰译”，并没有署名校译者，只是在“校后记”中进行了简单说明。文字内容如下：

　　校后记

　　由于德文版本之不易找到，目前的译本是根据英文校的——尽管原译是根据德文译的。

　　除掉误植和个别的字句而外，比较重要的校正可以说是很少的。有些地方的校正并不足以说明原译者译错了，只是因为原译者太忠实于德文本的结构，往往显得生硬，甚而至于有使读者发生误解的可能。例如第二章中开头说明共产党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第二点，原译者是：“只是由于他们一方面，在各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斗争中主张并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底超出民族的共同利益”，“超出民族”四字显然容易引起误解，忠实于宣言的精神和字句，我把它改为“……并坚持全然和民族问题无关的整个无产阶级底共同利益”。类似的地方还有好几次，不一一列举了。

　　今年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诞生的一百年，把这个创造历史的文件再版是有重大意义的；一百年来，《宣言》中的伟大真理更加辉煌了。

　　一九四七，十月，乔木。

　　陈家新“曾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本书原件，与成、徐译本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发现改动的地方达105处”[29]，高放也进行粗略比较，发现“改动竟有近百处之多”，认为这“实际上应该说是一个新的校译本”[30]。而《红色经典第一书：〈共产党宣言〉汉译图典》中写道，“见成仿吾、徐冰译本被乔冠华改动了160多处(不包括标点符号改动的170多处)”[31]。陈家新和高放将其作为译本单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虽然该译本主要是校译但是内容改动较大。
 

　　虽然乔冠华译本自称“校译本”，但也可作为独立译本。第一，如果是同一译者的修订、再版则可以称为版次不同，而不能视之为新译本。但就该译本而言，校译者并非原译者，由成仿吾、徐冰变成了乔冠华，三者在知识结构、理论视野、对《宣言》的理解上都存在较大差异，且两个译本相距十年之久，在校对过程中乔冠华必定加入了自己的理解。第二，内容是否发生变化也是能否成为独立译本的标准之一。虽然乔冠华在“校后记”中说道“除掉误植和个别的字句而外，比较重要的校正可以说是很少的”。但是无论是陈家新的“105处”还是范明强统计的“160多处”都说明乔冠华译本还是做了大量修改。笔者也将1938年成仿吾、徐冰译本与1947年乔冠华校订本转化为电子版，运用文档对比工具对两个译本的比对，发现乔冠华的校订中除了一部分是对标点符号的修订，一些是无关紧要的小改动，比如去掉“了”、增加了“一”“二”这样来标明层次等外，比较重要的内容修订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此处仅部分列举，以供参考：

　　第一类：相近词的替换。为了语句更加通顺，更加容易理解，进行了语词顺序调整、近义词的替换等。语句方面比较典型的有：将成仿吾、徐冰译本中的“给兴发着的资产阶级”[32]修改为“给新兴的资产阶级”[33]；将成、徐译本中的“这个阶级还是傍着兴发着的资产阶级而继续存在”[34]改为了“这个阶级还是跟着新兴的资产阶级而继续存在”[35]。语词顺序方面将成、徐译本中“似乎他们忘记了自身的利益”[36]改为“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自身的利益”[37]。相近词汇的修改，用更合乎文章上下文语义的词汇代替原词汇，并且加重了《宣言》的语气，让语言变得更加尖锐化。例如：将成、徐译本中“没有感觉”[38]改为“无情”[39]，将“多愁多情”改为“多愁善感”，将“利己主义”改为“利己”，将“得于善意”改为“认为天经地义”等。

　　第二类：用语类。从1938年到1947年10年之间，中国共产党对《宣言》的理解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话语的应用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话语体系，因此在乔冠华的校订本中将文章中部分话语换成了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术语。例如：将成、徐译本中“有产者”改为“资产阶级”；“物品”[40]改为“商品”[41]；“占有”[42]改为“剥削”[43]等等。

　　第三类：实质意义类。根据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掌握，进行了具有实质意义上的修改。例如：将成、徐译本中“旧欧罗巴底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这巨影的神圣的攻击”[44]改为“为了根绝它，旧欧罗巴底一切势力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神圣同盟”[45]；“过去有那一个世纪曾经梦想到这样的生产力是在社会劳动底怀抱里瞌睡着呢?”[46]改为“过去有那一个世纪，曾经梦想到在社会劳动底怀抱里，积蓄着这样的生产力”[47]。

　　可见，虽然乔冠华是对成仿吾、徐冰译本的校订，但就其内容而言，无论是语词的尖锐化、用语的变更还是实质意义的修改，都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从译者、依据的蓝本、内容改动三个方面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新译本。

　　第三，195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宣言》译本的由来。

　　1954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汉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宣言》译本，是否应该算独立译本?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在1954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1～41页确实刊登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的《宣言》，但只有4个序言，分别是“1872年德文版序、1882年俄文版序、1883年德文版序、1890年德文版序摘录”，出版局声明：“本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译文内容，相当于一九五二年由苏共中央附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院编就，由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第一卷俄文版本”的内容，尾页则注明为“集体翻译，唯真校订”。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1月对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本)进行重印，卷末的《重印后记》中就《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的《宣言》来源进行了说明。这篇署名唯真的《重印后记》内容如下：“本书第一卷和第二卷中译本的出版，实是多数同志直接响应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教学工作急迫需要分工合作的结果。除了第一卷所载共产党宣言基本上按照原已由唯真个人负责译校出版过的[百周年纪念版]译本转载而外，所有第一、第二两卷全部著作，都是由纪涛、杜章智、张企、屈洪、尤开元五人在苏联同志乌拉洛娃和索洛维也夫直接协助下集体译出的。”[48]

　　由此，可以看出1954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所刊登的《宣言》主要是对1949年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百周年纪念版”汉译本的“转载”，而非重新翻译，因此不能称为新译本。而且，就内容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的《宣言》文体特征和“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一样，如在地方性名词、人名下面加了下划线，如美国、俄国、恩格斯等；对一些概念进行了页下注释。这些也都显示了“转载”的痕迹，不过在排版上也略有不同，如《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中注释采用了阿拉伯数字“1、2、3”，“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则为“注一、注二、注三”，《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是横版排版，而“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为竖版排版，在语言方面，前者更接近现代汉语，如把“底”变成了“的”等。对文字的修订是极少的，如将百年纪念版“它第一次表明了人类底活动能够作出什么样的事情来”[49]改为“它第一次表明了人类的活动能够达到怎样的成就”[50]。

　　此外，在这篇《重印后记》中，可以看出1949年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百周年纪念版”汉译本是由“谢唯真”翻译的，具体内容王保贤在《编译局〈共产党宣言〉“莫斯科百年版”译本的几个问题》[51]中进行了充分论证，此处不予赘述。但值得补充的是，在《重印后记》中还进一步补充了“百周年纪念版”汉译本的翻译参照本，具体如下：“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大家不仅尽量利用了先前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人员翻译或出版过的相应译本，而且悉心参照了由国内先后从事经典著作介绍工作者负责完成的某些单篇译本和合订译本，其中主要包括共产党宣言的三种译本(陈望道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博古译本)，……”[52]

　　由此，可以看出，1949年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百周年纪念版”，主要是谢唯真根据德文版，参考国内陈望道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博古译本进行重新翻译的。
 

　　第三，1953年成仿吾的校译本的源流考证。

　　王保贤将此译本与成仿吾、徐冰译本归为一个系统，认为这是同一个校译本，“新中国成立后，该译本在1953年即马克思诞辰135周年之际，经过重新校译，同时由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内部印行过”[53]。高放在梳理23种汉译本时则将此译本单列，指出“中国人民大学于1953年12月5日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新版本，封面写明‘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版’，里封写明成仿吾、徐冰合译，又加上(校译版)，印数2349册，定价0.26元”。并强调译本确实做了一些改动，如将“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改为“一切从来底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底历史。”

　　译者成仿吾本人在《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中曾提及此译本，“为了纪念《宣言》出版一百零五周年，我于195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又将延安版稍加校正印出了很少份数，供校内使用。”[54]

　　这里可以看出，第一，该译本印刷数量少，仅有两千多册，且“供校内使用”，其影响较小。第二，从成仿吾的论述能看出他是“将延安版稍加校正印出了很少份数”，“稍加”可以看出该译本修订的内容不多。第三，成仿吾也曾说这个译本的“译文还是很难满意的”[55]。最重要的是，1974年，成仿吾“奉调从山东来京，专门从事‘马恩著作中文译本的校正工作’，中央并给了我几名助手。从1975年初起我在助手们的帮助之下，对《宣言》进行了较严格的校正工作。”[56]1974年，中央党校成立了“成仿吾小组”，由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教授李逵六担任组长，和成仿吾一起展开重新翻译、校订《共产党宣言》、校译《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选》和《反杜林论》等著作[57]。

　　在这次翻译中，成仿吾从北京图书馆找到了1848年的德文原版《共产党宣言》，对照了国内外出版的6个德文版本与德文原版中不同程度的差异，对译稿再次进行了修改。这次翻译从拉开翻译工作序幕到印制出《共产党宣言》大字送审本，历时整整两年。且译本质量得到朱德的肯定，送审本报送朱德仅仅三天，这位年高九秩的革命家就坐在了《共产党宣言》译者的对面促膝而谈，“当他见到我的时候，就说这个译本很好，他一口气就读下去了。他强调指出，我这工作是根本性的工作，因为这部经典著作讲的都是一些根本问题，如阶级斗争问题、民族与国家问题、家庭与妇女问题等等，都讲清楚了”[58]。

　　鉴于译本是由同一作者进行的第二次修订，研究中应该将这两者归为同一“系统”，之所以将1953年的成仿吾校订本与1978年的校订本归为一个“系统”，而不是将1938年的成仿吾、徐冰译本、1953年的成仿吾校订本与1978年的校订本归为一个“系统”，这是因为1938年翻译时是成仿吾、徐冰一人一半对书籍进行翻译，“这一年中央宣传部弄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让我们翻译出来。于是我们把书分成两部分，我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59]，而1953、1978年均以成仿吾为主进行修订，如1953年修订时就“没有去麻烦徐冰同志了”[60]。可以说，译者发生了变化。而且，1978年成仿吾译本在1953年译本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修改，已经包含了他在1953年对译本的理解。可以说，1978年成仿吾译本无论是参与人员、修订的幅度、参阅的材料等较之1953年都要更完善。因此，笔者认为二者作为一个“系统”，可直接将1978年的成仿吾最后一次翻译的《宣言》作为独立译本，而没有将1953年校订本单列为译本。
 

　　第四，中央编译局译本“系统”。

　　当前，学界对建国前的7个《宣言》汉译本研究文章较多，译本的厘定比较明确且在诸多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但建国后中央编译局出版的一系列《宣言》译本则由于缺乏对新材料的挖掘，研究比较薄弱，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理清。王保贤在《编译局〈共产党宣言〉汉译本考》中经过文本考证，根据按照译者来划分译本的标准，认为中央编译局译本“最初是在1964年出版的，1958年的译本不是编译局本，而是唯真译校本”[61]。因此这里探讨的中央编译局译本主要是1964年9月译本、1978年译本、1995年6月译本、2009年12月译本。

　　当前学界存在两种划分方法，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将其视作一个整体，即统称编译局译本，如王保贤认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的译本(可简称为‘编译局译本’)，历经多次修订，通常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在1998年以后，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过(到目前为止，该社已在两个时期出版了三种不同的版本)，但这两个出版社出版的编译局译本，也只能算作一种译本，而不能把它们统计为多种译本”；一种认为编译局每一次修订都可以算一个新译本，如杨金海、高放。纵观建国以来《共产党宣言》的单行本，在首页或末页都曾注明版本、版次，如1964年的单行本是“1949年9月第1版，1964年9月第6版”。1992年的单行本写“1992年3月第2版”，1997年的单行本写“1997年8月第3版”。显然，这里出现了版次从6版倒回2版、3版，而且还没有第1版标识的情况，即中央编译局译本单行本版本群出现版次标识混乱的现象。但从版本学角度看，版次变化代表的是原作者对原作品的修订，也是可以成为新版本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标识，而不是划分“新译本”的标准。可以说，中央编译局的这4个版本是同一译者在同一出版社出版不同的版次而已，将它们划分为一个译本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如深究之，却仍存在诸多疑点。中央编译局一直有着“集体翻译”的传统，诸多译作都是集思广益的结果、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可能由个人署名。1949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俄文编译局，从各地调集俄文翻译人才。俄文编译局成立后，开始翻译苏联出版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同年，宣传部设立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专门从事斯大林著作的翻译工作。1953年1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并以此二单位为基础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中央编译局成立后，于1953年启动《斯大林全集》的编译工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卷于1953年9月正式出版，这是中央编译局成立以后第一部问世的译作，是翻译工作者、理论工作者、苏联专家和我国汉语专家团结协作、集思广益的结晶。《斯大林全集》第1卷的编译实践，为后来《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的编译工作树立了样板，提供了宝贵经验”[62]。“样板”“经验”都说明，在翻译中翻译工作者、理论工作者、语言专家相结合进行翻译的方式得以延续。此后，在很多马恩文献翻译的末页都会看到“集体翻译”的字样。这种集体翻译的方式，“通常是若干人组成一个小组，译品先由初学者初译，然后彼此互校，经返回原译者修改后交给一名较熟练的同志初步定稿，下一道工序由定稿员直接审定，或经校审后再呈最后定稿人审定。最后送局领导审查。有一段时间，译稿还须送校审室或资料室加工或审查，送专门管修辞的同志从中文方面加以润色。有的文章在付排前还送局外专家或机构进行咨询”[63]。由此看来，中央编译局的译本都是经过多道工序，经过多人校订而成。从1964年到2009年，中央编译局的翻译人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2009年的“集体”与1964年的“集体”自是不同。严格说来，中央编译局作为单位，“集体”内部的变化也可以说是译者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说，统称为中央编译局译本，忽略4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似乎又不太合适。

　　最重要的是，中央编译局的4个版本年限跨度较大，每一修订力度较大，仅注释就从1964年9月版的29个增加到1992年3月版的44个，再增加到1997年8月版的47个，最后减少为2009年版的45个。每次修订都是建立在国家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有较大发展基础之上，建立在新文献挖掘与参考之上，因此，每个版本都有较大研究价值。此外，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主题也发生了转换，如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建设，从单纯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64]。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像龚育之[65]那样将中央编译局的版本群称为“中央编译局译本系统”。以此类推，当前发现的17种陈望道版本也可以算一个“系统”。在探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还是应该将每次修订版作为重要文本展开比对和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可考证的《宣言》汉译本建国前存在7个，分别是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译本、陈瘦石译本、博古译本、乔冠华译本、莫斯科译本；建国后存在一个包含4个版本的中央编译局译本系统和一个独立译本即1978年成仿吾译本。

　　注释：

　　[1]聂锦芳：《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思想研究的关系辨析——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2]杨金海：《〈共产党宣言〉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光明日报》2008年7月3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源头一瞥——从〈共产党宣言〉重要语句的中文翻译说开去》，《党的文献》2011年第6期。

　　[3]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4]黄忠廉：《〈共产党宣言〉汉译考》，《读书》2009年第4期。

　　[5]王保贤：《译本·版本·版次：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再清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9日，第6版。

　　[6]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

　　[7]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5页。

　　[8]董大年主编：《现代汉语分类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7页。

　　[9]王保贤：《译本·版本·版次：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再清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9日，第6版。

　　[10]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7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页。

　　[12]周一平：《中共党史版本学基本理论问题初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1期。

　　[13]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缩印本)，第1787页。

　　[14]边春光主编：《出版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

　　[15]柯平、王国强：《关于版本学若干问题的探讨》，《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

　　[16]黄国秋、田伏隆：《蜀魂是我国最早全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学习与探索》1983年第2期。

　　[17]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

　　[18]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19]金建陵：《寻访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档案与建设》2002年第2期；《南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20]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21]1908年6月22日，日本东京发生“赤旗事件”。日本社会主义分子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欢迎山口义三出狱大会。大会在即将结束时，揭示两面红色旗帜，旗上绣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等白色大字，由社会主义直接行动派(强硬派)的荒烟寒村、大杉荣等高举游行上街。其用意原为刺激议会政策派(缓进派)，却与警察发生冲突，而演变为大规模的械斗事件。

　　[22]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160页。

　　[23]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 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页。

　　[24]章开沅：《实斋笔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243页。

　　[25]杨天石：《天义报、衡报》，《辛亥革命时期期刊》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4～358页。

　　[26]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 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第56页。

　　[27][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近代日本思想史》，那庚辰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3页。

　　[28]木村泉：《〈共产党宣言〉的传播·翻译史概观》，《经济动态》2008年第6期。

　　[29]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第128页。

　　[30]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5页。

　　[31]范鸣强：《红色经典第一书：〈共产党宣言〉汉译图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页。

　　[32]成仿吾、徐冰：《共产党宣言》，延安解放社1938年版，第17页。

　　[33]成仿吾、徐冰译(乔冠华校)：《共产党宣言》，中国出版社1947年版，第15页。

　　[34]成仿吾、徐冰：《共产党宣言》，第48页。

　　[35]成仿吾、徐冰译(乔冠华校)：《共产党宣言》，第45页。

　　[36]成仿吾、徐冰：《共产党宣言》，第45页。

　　[37]成仿吾、徐冰译(乔冠华校)：《共产党宣言》，第42页。

　　[38]成仿吾、徐冰：《共产党宣言》，第19页，同段落的以下几个词汇出处相同。

　　[39]成仿吾、徐冰译(乔冠华校)：《共产党宣言》，第17页。

　　[40]成仿吾、徐冰：《共产党宣言》，第33页。

　　[41]成仿吾、徐冰译(乔冠华校)：《共产党宣言》，第30页。

　　[42]成仿吾、徐冰：《共产党宣言》，第29页。

　　[43]成仿吾、徐冰译(乔冠华校)：《共产党宣言》，第27页。

　　[44]成仿吾、徐冰：《共产党宣言》，第15页。

　　[45]成仿吾、徐冰译(乔冠华校)：《共产党宣言》，第13页。

　　[46]成仿吾、徐冰：《共产党宣言》，第22页。

　　[47]成仿吾、徐冰译(乔冠华校)：《共产党宣言》，第20页。

　　[48]集体翻译、唯真校订：《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44页。

　　[49]莫斯科：《共产党宣言》，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40页。

　　[50]集体翻译、唯真校订：《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1页。

　　[51]王保贤：《〈共产党宣言〉“莫斯科百年版”译本的几个问题》，《中华读书报》2011年8月3日，第14版。

　　[52]集体翻译、唯真校订：《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544页。

　　[53]王保贤：《译本·版本·版次：对〈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再清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9日，第6版。

　　[54]成仿吾：《共产党宣言》，第68页。

　　[55]成仿吾：《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中国翻译》1983年第1期。

　　[56]成仿吾：《共产党宣言》，第68页。

　　[57]李逵六：《成仿吾同志译事回忆》，《中国翻译》1984年第8期。

　　[58]成仿吾：《共产党宣言》，第68页。

　　[59]成仿吾：《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中国翻译》1983年第1期，第13页。

　　[60]成仿吾：《我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经历》，《中国翻译》1983年第1期，第14页。

　　[61]王保贤：《编译局〈共产党宣言〉汉译本考》，《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62]顾锦屏、陈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六十年》，俞可平主编：《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63]王锡君：《赞集体翻译》，俞可平主编：《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第249～250页。

　　[64]李惠斌、周凡、朱昔群：《经典著作基本观点六十年中的主题转换》，俞可平主编：《马列经典在中国六十年》，第69、81页。

　　[65]龚育之先生在《同施拉姆教授的谈话》(一九八四年四月二日)中谈到《毛泽东选集：各种版本的源流》时说：“全国解放以前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版本，据我所知，有五个系统。(一个版本在一个地方出了，其他地方翻印或者基本上按着它的样子再出，就算同一个系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汇编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43页)。可以说，就龚育之先生的划分来看，重要的不是版次的变更，而是底版自身作为“系统”的存在。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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