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文学翻译大师相继离世，国内年轻一代的译者青黄不接，翻译人才短缺、作品良莠不齐已经成为文学翻译的现状。中国文学翻译似乎进入了一个低谷，关于翻译的话题却持续发酵。翻译对于社会有哪些影响？中国文学翻译又面临哪些问题？

　　翻译对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影响深刻

　　顾彬是德国的汉学家，他以德国现今图书市场上70%都是译文书为例证，并援引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说法“欧洲哪个民族开始翻译，哪个民族就开始发展”，从而说明翻译对于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与其对谈的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文系主任魏育青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翻译对中国文化也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比如历史上中国对于《佛经》的翻译，比如二十世纪前后大量社科著作和文学著作的翻译，都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国著作的引进也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例如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海有一本以介绍当代外国文学艺术为主旨的刊物《外国文艺》，这本杂志翻译介绍当代外国著名文学家及美术家、评论家的代表作品和理论，信息丰富及时，介绍了劳伦斯、萨特、纳博科夫、博尔赫斯等深具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品，为中国读者了解现当代外国重要文学流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多年后，杂志编辑部曾邀请一些作家开座谈会，这些作家表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还比较封闭，对当代外国文学的启蒙主要来自《外国文艺》，也由此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创作，打开了他们的思路，他们发现诗歌、小说、散文的多种写法，找到了创作的更多可能性。因为大量阅读翻译作品，可以帮助作者打开视野，能够汲取外国文化中的精华，如果没有翻译事业，中国不可能取得近一二十年的发展。

　　这种影响不局限于中国，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教授王洪涛说，他在牛津大学访学期间，英语语言文学系学者马修·雷诺兹曾经表示，俄罗斯小说曾经大量引入英国被翻译成英文，英国小说从俄罗斯文学作品中汲取很多养分。

　　中国作家为何外语不好

　　顾彬曾说，“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有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我一直说的，中国作家的外语不太好，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针对这一观点，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卢桢说，因为某种特殊原因，中国作家在六七十年代遭遇到教育的断层，特别是西方文学涉猎不如之前广泛，导致包括阅读在内的文学交流中断，中国文学在丰富性方面变差，而这种丰富性影响作家群体的创作水平。作家在阅读过程中，经常阅读二手或者三手的翻译文本，读到并不是真正西方名著的原文，影响知识和思想的接收，源头出现问题，肯定会影响创作。“比如，有的作家说自己的创作受到卡夫卡、乔伊斯的影响，但是你并不懂该国语言，你是受到作家本人影响还是译者的影响，这就不得而知。直接阅读外语原文，对于文学思想和写作技巧会有更直观的收获和认识。”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教授王洪涛说，外语具有社会文化建构功能。除了文学层面，从语言学角度来说，作家直接阅读外语原文作品可以学习外语里面新鲜的表达方式，词汇、句式、篇章构成，等等。此外，语言与思维方式紧密相连，通过阅读外语作家的作品，了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对于自己写作方式也有积极想象空间，让写作视野更加开阔。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前后，鲁迅、林语堂他们是作家，也是翻译家，鲁迅提出过“宁信而勿顺”的翻译原则，他的用意是通过翻译来学习其他各国语言的长处。到了现当代，杨绛、季羡林都是外语非常好的作家，外语对于他们的中文创作起到积极作用。

　　由于欧洲各个国家语言上共同点较多，欧洲作家普遍通晓两三门外语，通过外语了解其他国家文学状况是很自然的事情。欧洲作家具有一些先天优势，他们掌握的大多也都是欧洲的语言，像顾彬先生既通晓欧洲语言又通晓汉语的仍是少数。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黄雅琴认为，尽管掌握外语对于文学创作有很大益处，掌握外语并不是成为一名优秀作家的决定性因素。拥有文字天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将自己独到的思想凝练成优美的文字，这些都是优秀作家的品质。

　　译作粗糙缺乏“慢工出细活”，翻译稿酬较低难成热门职业

　　据统计，截至2014年，国内语言服务业专职从业人员约为120万人，其中翻译人员占53%，约为64万人。中国原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说，“中国真正合格"中译英"人才不足百人。基本上每一所大学都设有外语学院，每年从外语院校毕业的外语专业学生很多，但是质量一直不是很高，能完成些一般翻译工作的人并不少，但是能够和愿意完成高难度翻译任务的顶尖人才却不是到处都有。”顾彬谈到，中国文学翻译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在于母语。他最近看到《中国日报》海外版上的一篇文章，觉得非常有意思，是说基本上在中国搞翻译的人都是年轻人，20岁开始做翻译，30岁之后再去做别的。而中国业内专家认为，译者母语不够好仅仅是译作粗糙的浅层原因，背后深层原因更为复杂。

　　毕业后就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工作的年轻编辑陈默告诉记者，当时学校开设了“中国文化课”，但大部分同学都利用这堂课写其他科目作业，没有人认真听课。所学科目中，外国语言文学史是必修课,而中国文学史是选修课，很多同学都觉得学习中文没用。

　　王洪涛表示，当代译者大多出自外语专业，确实存在轻视汉语学习的现象，特别是年轻译者是古汉语功底不够扎实，虽然使用现代汉语写作，古汉语能力的缺乏直接导致译文不够凝练，缺乏美感。大学的课程设置上可以做一些调整，增设古典文学、文学鉴赏评析的课程，对外语专业的学生进行正确引导。有志成为翻译工作者的年轻人，也应该主动学习，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

　　著名翻译家，曾翻译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济慈诗选》等作品的屠岸先生说过：“要做好文学翻译，需要深刻掌握两种语言的精髓，而这其中更重要的是掌握本国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好的文学翻译要把自己完全投入翻译对象中，体会原作作者的创作情绪，最终用母语再表现出来，这要求译者必须打下深厚的中文基本功底，领悟汉语言文学的精髓，使之融入血液中才行。”目前看来，翻译时能够做到两种语言融会贯通的年轻译者少之又少。

　　老一辈杰出的翻译家年岁渐长，一些翻译家也相继谢世；年轻译者与前辈相比逊色很多，翻译界再难出“大师”。魏育青认为，造成这方面的原因很多，除了教育制度以外，现代社会价值取向比较多元，文学翻译比起同传、商贸翻译工作来说，文学翻译是比较清苦的工作，有的年轻人中外文功底俱佳，他却不肯去做笔译。为什么？一本社科著作，千字稿酬不过80元左右，一本很有难度的、一二十万字的书认真翻译出来要花上一两年的时间，最终不过几千元的稿酬，和一场同声传译的收入差不多，付出和回报无法形成正比。

　　从翻译专业报考情况来看，学生对于翻译中的同声传译很有兴趣，但对文学翻译就不怎么青睐了。同声传译的市场行情是按分钟计价的，收益高，在很多具备专业技能的人眼中都是首选，但是一听到文学翻译，许多人就兴趣不大。

　　前不久去世的著名法语翻译家徐和瑾先生曾说：“一时译不好，慢慢磨呗。”这种“慢慢磨”的情况也越来越不被业界允许，例如 2003年10月，南非作家库切获诺贝尔文学奖，2004年4月，浙江文艺出版社一套五本的《库切小说文库》已经上市。2004年10月，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今年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已有数本耶利内克的中文译作问世。王洪涛认为，一些出版社为了“赶书展”或者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后“抢时间”，要求译者在短时间内将作品翻译完，使得译者只能拼命“赶工期”。事实上，在出版方和译者的关系中，译者基本处于被动地位。

　　应改变重论著轻翻译现状，要建立文学翻译评估体系

　　“不是没有翻译的人才，而是水平较高的翻译人才积极性一再受到打击，已经不愿意去翻译了。”王洪涛认为,译作在很多高校和研究单位评职称的时候不被纳入体系，而文学翻译的认可度在逐年下降，并不受到人们重视。

　　魏育青说，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重论著而轻翻译。很多人还把翻译视作一种简单的技能，认为懂外语的人都能做翻译。青年教师要想晋升，就要写论文、出“成果”。但是要出一些好的译著可是要“十年磨一剑”的，北大罗炜老师翻译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就耗费近十年时间。抓住一本著作中几个点阐释发挥和将几十万字的一部名作翻译出来，哪个投入更大，“收效”更大？面对目前的评价机制，不少人自然是更愿意写论文。文学翻译人才难觅的现象与当前的一些机制有关。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黄雅琴则持有一些不同看法：在她接触的译者中，不乏中英文水平都很出色的中生代译者，他们收入微薄，牺牲大量业余时间，热心于外国文学翻译工作。“目前文学翻译的收入远不具备糊口的可能性，所以大部分青年译者都是兼职。但是，他们仍然凭着自己纯粹的兴趣和理想支撑下来，社会应该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优秀中生代译者。”她说。

　　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曾经做出过一些尝试，出版社千字60元的稿酬的确不高。例如，译文社长期坚持在基本稿酬之外，支付给译者一定比例的版税。除了基本稿酬每千字50至60元外，译者还能在译文社获取基本稿酬的百分之一乘以该书销量印数稿酬。这意味着，所译图书印数每增加10万册，译者所得稿酬也就增加一倍。这无疑为全国出版界完善文学翻译的稿酬制开了个好头，但在全国范围普及还需要一点时间，

　　卢桢认为，目前翻译作品良莠不齐的现状，也反映出缺乏专业的监管机制，翻译的水平鉴定需要借助学术评估，而现在学术评估尚未介入市场行为中。对于文学翻译应建立一套相关的评审评估体系，对有必要在学术评价体系创新方面有所突破，给高质量的翻译作品以及优秀的译者应有的专业认可。业内专家表示，只有社会真正重视翻译这个行业，给予译者应有的地位和尊重，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文学翻译的行列中，好的译者和译著才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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